采访尹祥础研究员

（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非线性力学开放实验室特邀客座研究员，中科院研究生院兼职教授）

采访人：洪友士、丁雁生、金和

采访地点：力学所302会议室

采访时间：2012年7月12日

尹祥础：我1952年进清华机械系，1957年到工程力学研究班，郑先生在这个班上教我们理论力学，教了一个学期的课。工程力学研究班毕业后，分配到力学所（从1958年到1963年）。虽然在力学研究班也作专题研究，但基本上还是学生嘛，科研是理论上的，真正从事科研还是从搞爆破、搞火钻开始的，都是郑先生手把手教的我。特别是后来所里安排我在科大近代力学系讲课，也是郑先生带着我，给予我许多非常细致帮助，才能完成这个任务。后来我就转到地震部门，我现在是中国地震局的地震预测研究所的研究员。我在地震方面提出了一个叫做“加卸载响应比理论”的地震预报新的方法，这个方法钱学森先生评价很高，国际上同行评价也很高，现在势头也很好。在这方面郑先生也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工程力学研究班是钱学森先生一手创办的，钱学森先生亲自授课，工程力学研究班的教师阵容，大概全世界到现在止，没有一个班有这么强的力量。钱伟长先生教数学，杜庆华先生教材料力学，李敏华先生教塑性力学，郑先生教理论力学。比较起来，郑先生在这里头是最年轻的，资格也是最年轻的。但是郑先生教的课，到现在我都觉得受益非常大。他讲的理论力学，包括分析力学、振动理论、非线性，还有刚体运动、陀螺，这些课，第一是站在当时科学的前沿。我印象最深的一点就是，他给我们讲非线性力学，的的确确，听完以后有一种感觉：开眼界。好多过去完全不了解，或是了解的东西完全不理解的，突然开朗，有这种感觉。

我至今还保留着当年听郑先生课的笔记。我大概回忆一下，我一生当中搬了六次家，大搬家，从北京搬到江西，江西从南昌下放到农村，这么来来回回折腾，其中有一次搬家，我把很多书籍资料卖掉了，卖了900公斤，说明非常彻底了。但是郑先生的这份笔记我始终保存着。我非常珍视这本笔记。

郑先生当年给我们讲理论力学是1957年2月讲的，在非线性振动中，讲了相平面，奇点，极限环，鞍点等。这在当时中国的教课书里是绝对没有的，当时文献里面也很少。可是大概过了三、四十年，中国有个“非线性热”。我查了一下，大概是八十年代，北大赵凯华他们编了一本《非线性物理导论》，作为讲义，讲的内容和郑先生起初讲的基本差不多。所以郑先生1957年讲的内容，到1987年、1997年还没过时，甚至成为热点。说明郑先生当时的教学的前瞻性、前沿性，的的确确是非常非常突出的。这一点，印象是非常深刻的。当时正是基于这样一个原因，我六次大搬家，还把这本笔记保存在这儿，其他的大部分全都丢掉了。

 科大是1958年创办的，钱学森先生提出，现在力学系里课程门类太多了，比如拿固体力学来讲，有材料力学、弹性力学、弹塑性力学、塑性力学、还有流变学、板、壳、振动、波动等等，几十门。他说，我看啊，真搞得好，可以用一门课来概括，就叫“连续介质力学”，你们看行不行？这话是在所里高研会上讲的。我希望你们谁来承担下这个任务，咱们就开一门这个课--连续介质力学。他说我看是行的。据说钱先生的本意是希望有人主动请缨，可是，说完以后没人响应。在这种情况下，钱学森跟郑先生讲，“小郑啊，这个事就你抓起来吧！”因为郑先生是钱先生在美国带的博士生，他们两个既是上下级关系，又是师生关系，他对他当然可以带点“命令式”的了。郑先生回到室里后，就找了谈庆明和我，说现在有这么个任务，你们两个是不是先跑一跑，了解这个情况，包括世界上，包括国内，有没有这样一类课程，怎么安排？当时没有互联网，就是靠跑腿。我和谈庆明两人，先跑了北图，跑了院图，跑了清华、北大的图书馆，跑了北航。还有当时科学院有个叫科技情报研究所。大概跑了一、两个月，当时我们了解到，世界上没有这么一门课叫“连续介质力学”，但是当时有一个线索，就是苏联的一个院士（朗道）编了一套理论物理，里面有一卷，名字就是叫“连续介质力学”。

朗道的连续介质力学分成三册，前两册是讲流体，第三册讲固体，它叫弹性力学，但是也讲了些非弹性的内容。我们就把这个情况给郑先生汇报了。当时是我提的，我说，一下子把连续介质力学全打拢，我觉得很困难，是不是还是按照朗道的说法，连续介质力学，一是流体，二是固体。郑先生说这个想法挺好的，就向钱学森先生汇报了。钱学森考虑一下说：“行。”就这样定下来了。郑先生又把我和谈庆明叫去了，说：“你们的工作有成绩，得到钱先生的首肯。你们是不是给我拟一个粗略的大纲？大概流体要讲哪些东西，固体要讲哪些东西。”大概的几本书，让我们参考一下。我们又搞了好几个月，就编了《连续介质力学教学大纲》，后来分成：－、固体力学，二、流体力学。就交上去了。这个过程中，郑先生帮我们改，改了以后，再写再改，很细致。定稿以后，又送到所里，送到钱学森先生那儿，钱先生看了以后，又第二次点头了，我们以为这件事做完了。大概又过了很长时间，郑先生又把我们两个叫去了，说，你们是不是试着编个讲义。当时我伸了下舌头，郑先生看到了，说，你别怕，你们试着编嘛，编了后我给你们改，给你们把关，最后还有钱先生呢。

郑先生说了他帮我们，誏我们有点底气。我们两人闷头在图书馆里，搞了更长时间，大概有半年吧，把初稿交上去了。以后分开了，就是我把固体交了，谈庆明搞他的流体力学。我的固体力学交上去，郑先生看了。这个过程，是写一部分，交一部分。我记得有一次，弹性力学有个公式中应力的角标写错了，郑先生都看出来了。郑先生在看的过程中是很细致的，大大小小的问题都指出来了。指出来了又改，改了又交上去，来来回回，最后交上去以后，算完成任务了，长舒了一口气。

到1960年，我在三峡，所里来了份急电，一辈子第一次接到急电，“速回所”三个字。我就赶紧回来了。郑先生、马主任，好像还有所里的科研处李毓昌，几个人找我，很严肃，说，尹祥础，现在组织上交给你一个很艰难、又很光荣的任务。什么任务呀？让你到科大去讲固体力学。这下我有点蒙，的确有点发憷。当时到科大讲课的老师，都是钱学森啊，华罗庚啊，严济慈啊这样的大人物。专门有一篇文章（这是科大一个校友叫张瑜写的），里边写着，钱学森说，我把科学院的“大炮”都给你们调来了。“大炮”的意思是科学院的著名科学家。除了这些国际上知名的，还有一批当时在国内很有名的。可我当时是嘴上没毛的小青年，刚刚毕业，我是1958年底毕业的，毕业才一、两年，就去科大讲课，没想到。

还有一个插曲。郑先生说，叫你去教固体力学。我第一句话就问：给谁辅导？他说，不是给谁辅导，是你去主讲。我吓了一跳，就不吭声了。郑先生说，“尹祥础，你不是向来挺胆大的吗？别怕，还有我们给你做后台，有什么问题找我们”。有了这句话，心里好像有点底了，只好硬着头皮就答应下来了。后来出了一连串的“笑话”。比如说，那时上课是在玉泉路嘛，要在中关村这儿上车，专门有一辆车是给主讲老师坐的。我第一天去上车，有关肇直先生等，都是胡子一大把的，我去了人家不让我上，说，“哎，你是干嘛的？”我说我去科大上课的。“哎，科大上课，那边有一辆大车，你们年轻人到那儿去。”我就跑到那儿去。人家又说，“你不是讲课的老师吗？怎么到这儿来？”后来还是朱兆祥朱老师证明说，这位同志虽然年轻，的的确确是安排他去做主讲老师的。这才让我上去。吃饭也是这样情况。

58届的学生年纪跟我差不多，班上有几个调干生，比我年纪还大呢，所以心里有点胆怯。但是有郑先生的这句话：你别怕，我们做你的后盾呢。的确有具体的问题我随时可以问郑先生。那一年教了一年，过得还比较紧张。但是后来效果还是不错，反映不错。从讲义上看呢，这是1959年编的讲义，就包括Griffith， Irwin， Barenblatt的最新成果。断裂力学是上个世纪六十个代才提出来的。我们当时是五十年代末。钱学森先生要求，要有前沿性、前瞻性，包括郑先生在力学班讲课，反映出前瞻性。所以我这门课，应该说还是有这样一个特色。这个特色不是我水平多么高，关键是郑先生这些指导我的人，后面的团队，他们的作用。

讲课这件事，郑先生是一步一步引导你，例如先让你们调查一下、摸下底，然后写个大纲，然后编个初稿讲义，然后上课。一步一步引导你，而每一步又给予你具体的指导，具体的帮助。当然他自己也有这样的过程。一开头，我们绝对吓都被吓倒了，当时我刚刚二十几岁吗。

后来到了地震界，我最早是搞震源理论，就是地震的破坏过程。总想，钱先生、郑先生对我的教导，干工作要和国计民生和国家当前需要结合。那个需要就是地震的预报和预测嘛。所以，到了地震界以后，不管安排什么任务，我脑子里一直想的是地震预测。地震预测，公认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了。当时我老是想着钱先生的一句话，就是，搞什么问题一定要把mechanism搞清楚。钱先生、郑先生这句话老挂有嘴边，一个是mechanism，还是一个picture，你脑子总有个很明确的，有个图像。我就一直按照这个思路来琢磨这么个东西。地震看起来很复杂，但是，从力学上看呢，它实际上就是在地下岩石的剪切破裂，这就是它的最主要的mechanism。后来钱先生给我回信，就肯定了这一点。有了这点以后，觉得在我的思想上有点豁然开朗了。和力学有关系，我是学力学的，大有可为。破裂就是力学搞的嘛，断裂力学、损伤力学不就该出来了吗？地震预报不是研究破裂的过程，是要研究破裂的孕育过程，怎么样个过程导致它破裂，就是损伤。怎么样来度量在地下十几公里、几十公里的介质的损伤？从这条思路，然后就想到加卸载响应比。这就是加卸载响应比最初的motivation，这就是受到钱先生、郑先生他们的言传身教，终生受益。考虑问题不是瞎蒙。这一点上，是我跟着这些大师们工作和学习的最大受益。

我到地震系统以后，跟郑先生联系不是太多。我记得头一次呢，很巧，是在三院看病时碰到了。郑先生问我：“尹祥础，你现在干什么？”我说，搞地震预报呢。郑先生说，“哎呀，这是个大事呀。”我就把这个思路跟他汇报一下。他说你的思路肯定对，你好好干。后来，郑先生，包括白以龙在开放实验室（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非线性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那时白以龙已经是主任，郑先生是学术委员会主任，他们建议我在开放实验室申请课题。后来又组织、联系国家基金委，申请了两期重点课题。通过这样的工作，一步步前进。这个过程，郑先生给了我很大鼓励。郑先生好几次会上，让我报告加卸载响应比。郑先生说，尹祥础这个工作非常有意义，思路也对头。他说，“尹祥础，好好干，你的这个工作真正干好了，甚至可以得诺贝尔奖。”这给我很大的鼓励。

1960年代初，我们“大爆破组”开会，每一次重要的会郑先生都参加，基本上是手把手牵着我们走的。印象最深的就是量纲分析。量纲分析我在力学班时应该学了不少了。郭永怀先生讲边界层理论，讲流体力学肯定讲雷诺数，讲了不少。钱伟长先生讲应用数学，专门有一章叫做相似和量纲分析。但是学了没实践。到了我们搞大爆破，真的还不大会用。我记得那个重力影响，完全是郑先生手把着手教我们的。这种印象，很长、很远以后，你还会想起来，一辈子受益。

我们最近一个工作就是把量纲分析用到地震预报。我们用加卸载响应比总结出一些规律，的确还是蛮好的。地震预测所有个文集，统计了2004到2007年，我们每年用加卸载响应比预报次年的5级以上地震发生的地点，我们的准确率大概达到了百分之九十几。5级以上地震，要在资料达标的地区，比如西藏某些地区没有资料就不行。加卸载响应比虽然取得一些成果，但是还有好多问题，比如震级和时间方面，误差还是比较大的。我们总结出一个规律来，误差比较大的，大都发生在几个地区，就是说，有地域性。我就想，一定要把每个地域的特性考虑进去，就想到用量纲分析，当年郑先生手把手带我们作量纲分析，现在用到地震预测。得到的结果，我让学生刘月做第一作者投了篇稿子，这是我们做这方面工作的第一篇，论文中只举一个例子：就是预测新疆哈密地区将有个地震，包括震级、地点、时间，震级是5.5级，正负0.5；区域就那个区域，时间是2012年的3月到7月。我们是2011年的10月份投的稿，投到《地球物理学报》。结果在2月10号，就在我们预测的地方（经纬度完全对的），发生了一次5.3级地震。我们预测5.5级，正负0.2，震级预测是对的。时间呢，我们预测3月到7月，它2是10号。2月是28天，今年是润年，时间只差19天。这个方法效果还是比较好的。

这个稿投出去以后，那个杂志给我回了封信，说，尹老师，您的稿子我们初步认为很好，但是我们实在找不到审你这篇稿子的人，我们问了好多地震界的老先生，他们都说不熟悉，不愿意审。他说你们推荐几个没关系。结果，我推荐了一个郑先生，推荐了一个白以龙先生，还推荐了一个地球物理所的，科学院的，他们是搞地幔对流的，搞流体的。他们肯定要雷诺数嘛，搞量纲分析。我说我知道的就这么几个人了。总之，后来三个评价意见都非常高，都是说有开创性的。各个地方，比如新疆、西藏和北京显然就不一样。怎么把这些参数综合起来，量纲分析是很好的办法。而地学界的情况是大家对量纲分析不大了解。所以这还是个方向。

我出去以后，常常有一种很怀念、甚至失落感，有句话这么讲的，“走下高山方知山高，离开恩师才感师恩”。当你天天在一起时，有问题可以经常到他的房间，敲敲门，推开门就进去的，不觉得珍贵。我那时常常想，如果郑先生在边上就好了。就是现在我还常常想找郑先生，我也约过，找过很少几次，但是不敢多找，总因他已经这么大年纪了。我每次找他，他总是说，你尽管来，尽管来，没事的，他说他现在比较闲了。但我知道他比较忙的。你们一直在郑先生身边的人，可能没这种感觉到机会的珍贵。郑先生看问题看得比较深、比较透、站得比较高。有时候真的是讲一两句话，就给你点拨清楚了。这一点， 的的确确是这样的。

本稿来源于“郑哲敏学术成长采集工程”采访专家的实况记录，洪友士、丁雁生记录采集，陈淑霞记录打字，金和编辑成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