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评论员 姜泓冰

当我们急迫于为什么今天如此缺少科学大家、缺少真正的自主创新能力，就不能不从郑哲敏、王小谟们的人生道路中，寻求共性与启发。

他们，88岁和74岁；一位是当年留美海归，一位由新中国高校本土培养；一位是中国爆炸力学的奠基人、著名力学家，一位被媒体称为中国预警机之父、雷达工程专家。 

郑哲敏院士和王小谟院士，2012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在人生晚年，收获了他们一生中最荣耀的时刻。 

打量两位先生，乃至打量2000年设立最高科技奖以来获奖的历届科学家，会发现他们有很多共性：都已白发苍苍，却依然汲汲于科研、工作，享受着科研、育人的乐趣；都将“服从国家需要”而非个人“成功”作为确定科研方向的第一动力；不惜投入十年乃至数十年，或居深山，或甘当绿叶，专心一意磨一剑；荣誉面前淡定谦和，不卑不亢，不急不躁。 

这样的特性，在而今已是古稀与耄耋之间的老一代科学家身上，在他们敬重的更老一代科学大家如钱学森等人身上，其实是普遍存在的共性。今天的年轻记者会很自然地问起，1952年在加州理工学院获得博士学位的郑哲敏“为什么要冲破阻力费尽周折地回国”，88 岁的老先生很平和地解释：“我们那时，是唱着驱逐列强长大、听到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而心痛的……”他甚至已做好准备，回到贫穷落后的祖国，既可能从事尖 端科研事业，也可能做最简单的管道计算——听从祖国召唤，为了集体的利益而放弃优裕稳定的物质环境，放弃可能一帆风顺的个人事业，对于他们更像是一种自然 而然的选择。 

当我们急迫于为什么今天如此缺少科学大家、缺少真正的自主创新能力，就不能不从郑哲敏、王小谟们的人生道路中，寻求共性与启发。 

我们的国家最高科技奖，如果能多几个“黑头发”的后生健步上台来领取，才更好。中国要转变发展方式，太需要新一代的拔尖创新人才与科学大家脱颖而出。要造就这样的人才，值得反思与改革的，绝不仅仅是僵化的应试教育制度、科研成果评奖制度，还要深挖、除去这些制度根植的文化土壤。 

对于科技人才成长而言，近些年最富毒性的土壤，莫过于急功近利的浮躁社会心态。大学自主招生，报考的优秀生们竟然大多将第一志愿填成“金融”；出国留学，不 问专业只重大学排名；精英回国，最常听到的理由是“在国外混得不好”“国内给的条件好”……在智识阶层普遍远离“温饱层”的时代，如果高学历人群不能学会 看淡物质欲望、回归单纯本真、享受学习及科研乐趣而非一味把它看作获取功利的手段，不能将“国家需要”与“世界需要”放在个人利益之上，为发论文而科研， 为获奖、获利而不惜造假就会在所难免。而在科研体制机制上，如何克制急功近利的“政绩式”科研冲动，在科研考评上更多遵从自然规律，不追求短期效应，为年 轻人创造更好成长、成熟环境，也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 

不浮躁，才有大家、大成果，才有创新型国家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