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风气之先的一代宗师

——我心目中的钱伟长先生 李毓昌

 

2012年7月30日上午，全国互联网上先后报道了钱伟长先生辞世的消息，噩耗迅速传遍了神州大地，举国同悲。

 我是1956年4月由南昌调到北京中科院力学研究所的，当时全所上下不过二十余人，钱伟长先生是刚成立的力学研究所副所长，大家对他都比较熟悉，不仅如此，早在两年以前，由于钱伟长先生受物理学报的约请，审查过我投寄给该报的稿件，由此我们建立了书信联系，而我从南昌调到力学研究所，也是由于钱伟长先生的推荐，所以比其他人又多了一重历史渊源，我到所后，与钱伟长先生有过不少工作上的接触，亲聆过他的谆谆教诲，在这篇纪念钱先生的短文中，我想谈谈钱伟长先生给我最深的印象。

一、钱伟长先生是一位开风气之先的一代宗师。中国直到上世纪初才正式建立模仿西方的各级学校，系统学习自然科学知识，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有一部分科学家掌握了专门的力学知识，不过在五十年代以前，力学研究还是时断时续。内容也比较零散，这一阶段力学研究基本处于空白状态。到了五十年代情况就起了质的变化，从53年起，几乎每一期的物理学报都有几篇弹性力学的论文出现，这些论文的作者除钱伟长先生外还有林鸿荪、胡海昌、叶开沅、潘立宙、解伯民等。而研究的内容先后集中为几个专题、如广义变分原理，扭转问题，弹性板壳的大绕度问题...。一改过去的分散零碎状态。这些论文大多有较高的质量。其中也不乏国际领先的内容如胡海昌有关广义变分原理的论文。所以会出现这个重大转变是因为：1952年在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内成立了以钱伟长先生为主任的力学研究室，是他推动了这些研究工作，因此，钱伟长先生开拓了力学研究的新局面，他是当之无愧的开风气之先的一代宗师。

1956年前后，一批30-40年代出国的留学生学成回国，其中与力学有关的有：钱学森、郭永怀、吴仲华，林同骥、李敏华、郑哲敏等。以此为契机，科学院组建了力学研究所，我国的力学研究力量得到极大的增强，尽管如此，钱伟长先生及其团队早期工作为日后发展打下来良好基础，其历史功绩仍应得到肯定。

钱伟长先生研究力学的思路、风格，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力学研究事业。我国近年来研究工作较为活跃的领域，如广义变分原理，大绕度板壳结构中奇异摄动法的应用，无不有众多的作者，研究成果数量相当可观，可以称作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工作，这是钱伟长先生作为开风气之先的一代宗师影响深远的一个表现。

二、钱伟长先生还是一位“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满腔热情，培养扶植青年人的科学教育家，在这方面我有太多的切身体验。

1954年前后，受到当时物理学报刊登了不少弹性力学论文的鼓舞，我也写了两篇习作投寄该报，当时我刚刚学完提摩申科的弹性力学。看过的也仅限物理学报刊登过的论文，这两篇习作的稚嫩，不问可知，当时并没用对它们抱大多的指望，基本态度是听听专家的批评有助今后的改进，半年以后，即1954年末，物理学报把我写的稿件之一退回让我修改，另一退稿，第一篇稿件，审查人重新分了段落，补充了一个必要的证明，增加了插图。完全改写了英文摘要。第二篇稿件审稿人认为（事实确实如此）写得太冗长、拖沓、根据文章内容完全加以改写，同样热心的钱临照先生（物理学报主编）在给我的信中告诉我：审稿人是钱伟长先生并建议我在稿件后面对钱先生致以谢意。钱伟长先生在审稿过程中对青年人热情、细致的帮助，不仅使我，甚至得知此事的亲友都深为感动。

在科学史上，热情帮助后学，使之迅速成长的事例，史不绝书。听说上世纪丹麦伟大的物理学家波尔以善于营造平等，自由的学术气氛吸引了大批有才华的青年人著称，其中有许多人在物理学上都获得了辉煌成就。

后来我向林鸿荪同志等询问时，他们也都提到钱伟长先生主持的讨论会，气氛也是十分自由平等的。

除此之外，我觉得钱伟长先生能够敏锐地发现青年人的创新精神，并加倍细心呵护和引导，这是在他的教育下，大批青年人迅速成长的原因。

三、钱伟长先生还是当代中国少有的在许多方面都有建树、都有贡献的科学家，是科学研究中的多面手，在他的研究工作中，人们首先想到的是：1940年发表的弹性板壳的内禀理论，这是一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据说它是50年代美国力学研究生主要参考文献，在60年度国外关于弹性板壳研究论文中多次被引用，板壳大绕度问题用奇异摄动发求解，和广义变分原理也是钱先生在力学方面的重要贡献。

此外还应提及是：对于超音速的锥形流，他的研究结果，改善了原先冯·卡门对同一问题得到的结果。

他研究了两平板间的润滑问题，从三种假设出发对那锥—斯托克斯方程求解，得到了很好的与数值计算相吻合的结果。

他还是首先用变分法界黏性流的一位科学家、在不定乘子的应用上取得了独创的结果。

钱伟长先生研究过固体的强烈冲撞问题，在他处境十分困难的时候，完成了“穿甲力学”这一专著。

他早年曾从事电离硒元素的光谱分析，指出了前人在这项工作中的一些错误，为稀土元素的光谱分析奠定了基础。

钱伟长先生应工业部门的委托，曾从事大功率电池的研制工作，它设计的铝—空气电池达到了国际上较先进的水平。

钱伟长先生十分关心我国特有的汉字输入问题，他设计的编码方法，曾取得汉字编码速度的冠军。

钱伟长先生所以取得如此众多的研究成果，一方面自然是上天对他格外眷顾使他具有非凡的悟性，同时也和他的刻苦和勤奋密切相关。

1960年左右，中国力学学会有个领导小组，成员包括：钱学森、周培源、张维、郭永怀、沈元，每次例会都在清华大学张继先生家中召开，我作为力学学会工作人员每次列席会议担任纪录，我记得不止一次散会后，钱学森和郭永怀先生都借故留下，他们向时任清华大学副校长的张继先生关切地问及钱伟长先生的近况，并恳切的表示，钱伟长先生是个有真才实学的科学家，希望清华大学妥善安排其工作，这对钱伟长先生本人和国家都是有利的。这件事一方面反映了作为卡门教授名下几位中国同学深厚的情谊，同时也说明：钱学森、郭永怀两位对钱伟长先生科学成就的肯定。

四、钱伟长先生是位具有坚强信念和精神的科学家。早在青年时代，钱伟长先生就有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解放初期，他以饱满的热情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这一切都得到有关部门和各级领导的肯定。1957年在反右运动中，除了某些无中生有的事例外，作为钱伟长先生最中心的罪名是提倡理工合校。大学是否应理工合校，充其量是个办学的理念问题，怎么说也和政治立场牵扯不上，所以钱伟长先生被整，实在是件荒诞透顶的事。绝大多数人都持反对意见。（包括与钱伟长先生相知甚深的朱兆祥同志，为此，他也受到不公平的对待。）但是现实却是钱伟长先生为此受到严厉的迫害，而且祸延家人。值得幸运的是，在严峻的现实面前，钱先生依然保持科学家的理性，依然应用独立思考非这项武器，分析是非曲直。因此，他没有绝望，没有萎靡。孟子说过：自反而不缩，虽千万人吾往矣。我觉得钱伟长先生就是属于自反而不缩那类人，在历经打压后，他照样从事心爱的力学研究，编写“穿甲力学”。

1960-1962年间，我继潘良儒先生之后，协助郭永怀先生编辑力学学报，当时遇到的最大问题是不同审稿人对同一稿件意见不同，或作了退稿处理的作者不服审稿人意见，双方各执一词，为此我们遴选了一批学术水平高又十分公正的科学家做最后裁定人。钱伟长先生就是其中顶重要的一位，如遇到问题重大，或事情紧迫，有时我们会登门求教，这时钱先生在清华园照澜院的住宅早已门庭冷落车马稀，但钱先生精神很好，每次都是有理有据，清晰表达了自己的意见，把我们的疑难化解于无形。约在1961年冬天，受到退稿处理的一位作者与审稿人存在尖锐的对立，经请示郭永怀先生后，力学学报编辑部召开了一次有作者和审稿人出席的辩论会。钱伟长先生此前并未来参加审稿，考虑到他学术上的造诣，还是请他出席。辩论会进行了两个多小时，双方各执一词。当时钱先生发言，他口气十分平和，内容却切中要害，指出原稿存在的关键问题，作者毕竟是比较有素养科学家，对钱伟长先生意见口服心服，一切事情到此结束。这说明钱伟长虽身处逆境，在明辨是非方面，仍然是勇往直前，丝毫没有顾虑。

据说周恩来总理曾把钱三强、钱学森、钱伟长合称“三钱”，这个合称在民间得到广泛流传。毫无疑问，三钱是一个时代科学界的杰出代表，他们在我国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由于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三钱先后退出了科研工作第一线，到如今中国科学研究战线上最为活跃的中青年已经是“三钱”和同时代科学家的第二代第三代甚至更为年轻的传人。

但这丝毫不能降低我们纪念钱伟长先生的重大意义。钱伟长先生及其同代人，抱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崇高理念，始终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他们淡泊名利、乐于奉献，他们甘为人梯、满腔热情，培养年轻一代，所有这一切都是我们应该学习的。

经过六十年的惨淡经营，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埋头建设。我国科研人员的物质条件和社会环境已大大得到改善和提升。如果在继承和发扬老一辈科学家方面做得更好，我相信我国的科学事业一定会取得更大的进步，这也是对钱伟长先生最好的纪念。

 

 

 

李毓昌

2010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