荡漾在科学的春天里

◇ 王柏懿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全国科学大会召开40周年。在科学大会的开幕式上,邓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发表了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重申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著名论断,澄清了长期束缚科学技术发展的大是大非问题,极大提振了广大知识分子的创新热情。大会还通过了《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草案)》,为中国科学事业的全面复兴奠定了良好的开端。中国由此迎来了“科学的春天”。现在40年过去了,当我们回顾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以及随后我国科技工作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便可更加清晰、深刻地认识到全国科学大会在我国当代科学发展史上的重大意义。

作为一名在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这样一个基层单位从事了数十年研究工作的普通研究人员,我也从自身的经历感受到,正是科学大会给科技界带来了充满无限生机的春天,我们才得以在科学的春天发挥潜能、纵情荡漾,为祖国和人民献出自己的聪明才智,为科学事业的繁荣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我是在1964年分配到力学所工作的。当时已经是在“文化大革命”风暴来临的前夕,全国各地开始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后转化为“四清运动”)。我们当年入所的大学生作为“四清工作队”成员,全部被派往山西洪洞县农村搞“四清”。一年后,我又作为“老队员”,被派往山西永济县农村继续搞“四清”。一直到1966年夏,中科院的“应地所事件”爆发后,我才和工作队的同事们一起被紧急调回力学所,参加科学院的“文化大革命”。众所周知,在“文革”期间,“革命”是主业,“科研”是副业,谁也不能专心致志地从事研究工作。

不仅如此,整个工作环境也被破坏了。原来的力学所,在钱学森、郭永怀的领导下,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分支学科配置合理、人员设备配套齐全的近代力学研究机构,各项为服务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而开展的前瞻性、基础性和战略性的研究工作正在稳步进行。例如,我所在的力学所十一室,就是从事高速空气动力学研究的,为我国的战略导弹研制提供基础性理论支撑。又如十二室从事固体力学研究,为我国的航空飞行器结构设计提供基础性理论支撑;十三室从事液体火箭发动机基础研究,为我国航天推进事业提供基础性理论支撑;二室从事爆炸力学研究,为我国原子弹、氢弹的研制提供基础性理论支撑。即使像四室、六室这样的基础研究室,它们所从事的物理力学、电磁流体力学,也是为中国未来的长远发展提供基础性理论支撑的。可是,在“文革”期间,力学所被肢解了:四室被撤销了,十一室和十三室被撤散分到了不同的单位……。我所在的十一室三组就先后并入到七机部207所和701所。而剩下的力学所被下放到北京市,期间曾把不同的研究室合并,然后按照班排连编制组合起来。不言而喻,在这样的环境下,科研人员如何能全心全意地投入研究工作呢?

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对十年动乱中遭到严重破坏的科技工作进行了全面的拨乱返正,我国科技事业从此开始恢复了正常的体制和秩序。这次中国科学史上空前的盛会,也给力学所带来了科研工作的无尽春色:力学所于1978年回归了中国科学院建制,若干被国防系统接管的研究队伍逐渐返回,一批以年轻人和研究生为主的新生力量陆续进入,各项研究工作重新走上了正轨。特别是,在1978年,由力学所牵头召开的全国力学规划会议制定了《十年力学发展规划》,许多新的分支学科开始布局,力学所随着国家科研体制改革进程迈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全国科学大会召开以后,在1979年1月,我所在的原十一室三组正式从七机部701所返回力学所建制,成为了力学所新十一室的一个研究组,我也随之重新成为了力学所的一员。我和力学所的同事们,开始在科学的春天里荡漾拼搏、施展才智,我们个个力求把“文革”中损失的时间抢回来,人人争取为国家、为民族做更多的贡献。在1984-1986年间,研究所又给我出国进修的机会,到加拿大宇航研究院做访问学者,从事气固两相流动(边界层,激波传播)研究,扩大了自己的学识领域。显然,这是中青年知识分子在改革开放后才能获得的、提升自己的机遇。

回国以后,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我开始和航天三院三部合作,开展了水下航行体力学环境的研究,这样又把研究范畴拓展到高速气水两相射流。因为我知道,力学工作者必须依据国家的需求来安排自己的工作,这项任务涉及到我国海防导弹的研制和发展,尽管我并不熟悉高速气水两相射流问题,但国家需要就是个人使命!

接下这个课题的初始,三院同事曾介绍,当时他们在处理航行体推进器(火箭)喷流时一直采用“燃气泡”模型。我经过调研,了解到这是美国在上世纪50-60年代提出的一个模型;我经过分析,指出这个模型对于考虑航行体的水弹道问题而言还是可用的,但是要描述计及推进器喷流效应的航行体力学环境就不适用了。因而,我提出:这是个动力学问题,必须要按照高速气水两相射流的机制来研究。

三院三部的同事感到这样做工作很有新意,欣然采纳了我的观点,我们便开始了长达十五年之久的合作研究工作,从“八五”期间的鹰击82一直做到“十一五”期间的鹰击18。我和我的力学所同事还有我的研究生们,通过大量的理论分析计算和地面实验模拟,为型号设计提供必要的参数和数据。在这十数年间,我们和三院三部的合作研究成果,先后获得了航天工业总公司科技进步二等奖和国防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应当说,对于一项在型号部门完成的预研工作而言,这种肯定是十分不易获得的。更令人欣慰的是,这两个型号都展示在国庆60年阅兵式方阵里!

今天,在纪念改革开放和科学大会40周年之际,通过回顾个人的研究生涯,我的确体会到:全国科学大会所开启的科学春天,为我们科技工作者开辟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它不仅给我们创造了科学探索的环境条件,更使我们树立起服务国家、锐意创新的改革理念,因而我们的研究工作得以成功。尽管我现在退休多年,不再搞科研了,而是开始了以写所史、做科普等“老有所为”的另一段生活历程,但希望我们做科研工作的经验能对后来人有点启迪。所以,我想对正在从事科学研究的年轻人说的一句心里话是:要珍惜科学春天带来的新生态,认真做好科研工作,一定要努力探索自己的路子,要有创新思路,要做特色工作!这样才不会辜负我们承担的“科技强国”的历史使命。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向前行!